书摊寻梦

天天彩票,余生已晚,在不知世事的时候,苏州旧书业已经消歇,但观前街上还有一家,或许是新华书店的旧书门市部,也说不准。记得大人带我去逛观前街,到黄天源吃了一碗虾肉馄饨后,就到对过采芝斋东面的一家旧书店,那是民国时的建筑,有几级台阶,店堂里暗暗的,满是书的味道和灰尘,大人让我在一张堆满书的大桌上挑书,我就挑了一本《动脑筋的爷爷》,因为我识这几个字,彩印封面上的画,至今还有印象。当“文革”将近结束,怡园对面的古旧书店重新开张,既有新印的“二十四史”、“法家”着作,更多的是碑帖和线装书。自此以后,拿出来卖的书越来越多,至上世纪80年代初竟有铺天盖地之势。如今想来,书价真是低得匪夷所思,老商务印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三五分钱一册,周作人、郁达夫他们的初版毛边本,也不过二三元一册。尽管书价如此,但我的购买力总是遥不可及,收入渐多,书价渐长,囊中羞涩的感受至今依然。当时还在读大学,有饭钿15元,自然也省不下来,幸亏有一点卖文的薄酬,也就可以买点旧书,但并不多,没有什么可以居奇的。近些年来,我几乎不买什么旧书,因为我决不想当藏书家,舍间虽然有点儿书,无非为了用。前些年,我写过一篇《说旧书》,其中有这样的话:“我所中意的书,也就是实用的书,要读的书,这就未必旧书了,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。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、别集一类,本来校雠不精,鱼鲁亥豕的,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,新的影印本也好,毕竟有旧版的面貌,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,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,如中华书局印的《太平广记》,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,这对我来说,就是有用。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,自然也不及新印的,新印的逼真细腻,与原作更接近。上世纪80年代,书价还很便宜,当时许多笔记、别集还没有新印本,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,有的便是当年平襟亚们一折八扣的货色,当买得新书,我便将这些旧书悉数送人,当然它们曾经被我读过,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。”从中也可看出我对旧书的态度。与我年龄仿佛的几位朋友,都是书摊的主顾,甚至还是拍卖场上的常客,如韦力致力于宋版元椠、明刻清钞,以收藏富赡着名于时;如陈子善、龚明德以新文学版本书为搜罗范围,作研究,作校勘;薛冰兴趣广泛,稍有意思的就倾囊所有,买回后久久摩挲,写成一篇篇可读的文章;徐雁则只要涉及书的书,无论新旧完损,一齐搬走,作为写书业史、藏书史的参考。我和他们一起逛书店,真是苦事,常常是他们在作书架前的反复巡视,我则在门外抽烟,临走,他们拎着沉沉一包,我则仅得一二本。他们既有藏书的宏愿,又都利用自己的收藏,做出了成绩,这是有目共睹的,也是我所望尘莫及的。然而如今光顾书摊的,并非都是读书人或爱书人,真是五花八门,其中的“掠贩家”也有分别,既有“正人君子”的教授学者,也有不识几个字的贩子,但都可以看作风雅儒商,这里买进,那里卖出,赚点差价。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,甚至有时还要感谢他们,因为他们做了书籍流通的事。然而书摊给他们留下的梦,追寻起来,总要复杂得多,或是一次失算,或是一次大进,或是以假乱真,使些手段将书做旧,或是以真说假,将真的廉价买下。如果将这些经历和故事写下来,也是十分难得的书林掌故。逛书摊,拨寒灰,终究还是有意思的事。记得某年春节,与几位朋友去灵岩山进香,山道上满是摊贩,豆腐花,茶叶蛋,小竹篮,小木碗,打气枪,套圈圈,也有一两个卖书的地摊,我在“红宝书”边上发现一本《十年》,朴素的封面上有“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纪念”一行字,夏丏尊编,收14位作家的小说各一篇,1936年7月初版初印本,品相也还可以,摊主开价40元,朋友在旁边还价20元,也就成交了。新年新岁里,在灵岩山的书摊上,买得这样一册旧书,也算是留着点儿纪念,它的阅读价值也就并不重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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